丧葬礼俗的描述性与理论性研究 30年代至70年代对葬俗的

导读：我们要尊重丧葬习俗，也要注意丧葬禁忌，因为出错的了话，这不管是对逝去的亲人来说，还是对于后世的子孙来说，都是非常不吉利的。那么，丧葬礼俗的描述性与理论性研究是怎样的呢？30年代至70年代对葬俗的描述性研究去哪看呢？和万年历小编一起去瞧瞧吧。

丧葬

丧葬礼俗的描述性与理论性研究

对葬俗进行研究的另一类，主要是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角度的研究，即以民间现存的葬俗为主要内容，对民间现存的有关仪式、习俗等进行搜集、记录、描述、探究，其特征是对各地丧俗的描述与揭示以及进行理论性的研究。在近现代，这方面工作的开展大约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，如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“风俗调查会”所拟定的《风俗调查表》中就有“丧礼：分别贫富；坟墓：风水观念及坟墓的筑造法”等内容的调查。从此，有关葬俗的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调查的描述性文章开始出现，不仅涉及到汉族，也涉及到少数民族。

1923年上海广益书局出版的胡朴安的《中华全国风俗志》，就有一部分为有关丧俗的调查资料。1927年李富一在《妇女杂志》13卷12期上发表了《渔猎民族之丧礼》，描述了渔猎民族的丧俗。1928年，顾颉刚、刘万章出版了《苏粤的婚丧》的小书，叙述了江苏、广东的婚丧习俗；顾颉刚还撰写有《两个出殡的导子帐》《厦门的墓碑》等专门论述丧俗的文章。崔载阳在《民俗》杂志上发表《野人的生与死》，介绍了丧俗与民族生存环境的关系。1929年，叶镜明在《民俗周刊》上发表《富阳人的“接煞”和“做七”》，郑祖荫、刘天华还记录和研究了苏州、北京的婚丧音乐，编了《俗乐谱》等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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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0年代至70年代对葬俗的描述性研究

30年代，对葬俗的描述性研究仍有人继续，民俗学和文化人类学工作者在中国各地开展了调查研究，并有一些成果问世，如1930年，叶镜明在《民俗周刊》上发表《关于死的种种》，中山大学编辑出版的《民俗周刊》专门还出过“清明专号”来发表与丧葬礼俗有关的文章。同时，也有人开始从事横向的比较研究，如1934年，陈怀祯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出版的《社会学界》8卷上发表的《中国婚丧风俗之分析》的论文就是一例。该文主要依据地方志所记载的清代资料，分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、珠江流域、关外区域四个地区，分述各个地区的婚丧习俗，并进行了互相比较。作者注意到了地域的不同，认为即使在汉族内部也有葬俗上的差异，开了横向比较汉族葬俗的先河。在民俗学者和文化人类学者的推动下，内政部、教育部也在1937年开始着手联合全国风俗调查，然而，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，这项调查没能真正实施。不过，当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还是有人坚持走调查研究之路，对俗民的民俗进行了实地考察，在葬俗方面也有一些成果，如1938年燕京社会学系的学生陈封雄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，曾撰写了论文《一个农村的死亡礼俗》，比较详细地描述了一个村落的葬俗。

进入40年代以后，对丧俗进行描述性和理论性研究的努力继续发展，不过，由于抗战的关系，这种研究多偏重在西南地区和少数民族的习俗，如1942年，陈赤子在《贵州日报》副刊《社会研究》34期上发表《仲家的丧俗》。1944年，胡耐安在《风物志集刊》上发表了《谈八排瑶的“死”仪》等，都是对少数民族的葬俗进行描述与揭示的文章，此外当时出版和发表的一些有关少数民族的民族志著作与文章中，也有不少涉及到各民族葬俗。

50-70年代，这种描述性和理论性的葬俗研究仍多集中在少数民族方面，尤其是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，几乎对中国的所有少数民族的葬俗都有涉及，并有一些成果问世，但遗憾的是，这些成果多集中在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”以及一些揭示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著作中，如杨毓才、张寒光的《云南少数民族风俗习惯》，黄少槐、叶永光的《我国少数民族的宗教和风俗》，陈国钧的《台湾土著社会婚丧制度》等。当然，这一时期也有一些专题论文发表，如乔健的《台湾土著诸族屈肢葬调查初步报告》、林道衡的《台湾葬俗中的洗骨》等。同时，也出现一些结合考古学、文化人类学资料进行分析比较的理论研究论著，如凌纯声的《东南亚之洗骨葬及其环太平洋的分布》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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